1963年，32岁的戚本禹凭借一篇《评李秀成自述》一举成名。这篇文章在发布后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围绕这场风波，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迅速成了公众人物。本文将带你回顾这篇文章引发的风波，以及戚本禹如何在这场学术论战中掀起波澜。
展开剩余65%这一阶段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学术圈，年轻学者和教师多持支持态度，而年长的专家则大多反对戚本禹的观点。特别是一些资深学者，更是批评他过于片面化地描绘李秀成，甚至指责他借此机会为自己谋取名声。为了回应这些争议，1963年9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邀请了众多史学界的专家参与。然而，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戚本禹的看法，相反，几乎所有人都对戚本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甚至有学者指责他“哗众取宠”、“歪曲历史”。这场座谈会的风波标志着争论的第一阶段，戚本禹也因此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开始变得更加复杂。1963年9月，宣传部召集了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戚本禹的文章及其引发的影响。会议上，关锋等人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但大多数人对戚本禹的观点持批评态度。周扬，时任宣传部副部长，主持了这次会议，他表示，这种学术上的争论有助于推动学术发展，但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因此，周扬提出了三个“补救”措施，包括停止报道和转载戚本禹的文章，并要求发表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这场风波进一步升级。 不过，戚本禹并没有就此被压制。在经历了约五个月的舆论压力后，1964年春天，戚本禹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那时，伟人注意到了戚本禹的文章，并在批示中明确表达了对戚本禹观点的支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伟人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并强调年轻人的声音应当得到尊重。这一批示让戚本禹的形势瞬间逆转，史学界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伟人支持戚本禹后，戚本禹继续写作，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发了新的反响，但这次的讨论更为理性，学术界的争论逐渐回归到了专业讨论的轨道。尤其是，《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重新刊发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这进一步推动了舆论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站了出来，戚本禹的观点开始得到广泛认同。 然而，随着舆论趋向一致，争论的热度逐渐消退。戚本禹原计划发布的第三篇文章也未能刊发。尽管这场关于李秀成是否变节的历史大讨论最终在戚本禹的胜利中结束，但这场长时间的争论已经使得他在学术界和社会中的声望得到了质的飞跃。 尽管风波最终平息，但戚本禹的仕途并未因此停滞。在这场风波中，他成功吸引了领导的注意，最终被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组长，并与关锋平起平坐，成为了学术界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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